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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治疗史

李孟潮[br]武汉忠德心理医院[br]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在西方,心理治疗从萌芽到发展壮大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其真正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及行业规范的完善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国的心理治疗界虽然近十年来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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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李孟潮

武汉忠德心理医院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在西方,心理治疗从萌芽到发展壮大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其真正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及行业规范的完善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国的心理治疗界虽然近十年来蓬勃发展,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来说还处于萌芽期。

心理治疗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古代人出现心理疾患的往往通过宗教、巫术、教育、生活规范等方式来达到心理治疗。自然,传统医学中也有很多零星的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

研究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证明西方有的东西我国“古已有之”,从而获得一些没有太大现实意义的“自尊感”,也不是要从故纸堆里面找出几个古人使用过的技术让它们焕发新颜。而是让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者能够看清楚这些技术和理论发展的脉络,从而提示自己如何进一步发展当前的心理治疗,尤其是避免重复古人的错误。

比如说,心理治疗的伦理规范中强调避免和患者发生双重关系,有些从业者偏要以身试法,结果造成了患者和自己的很大问题。其实了解历史就知道,和患者发展朋友、恋人关系的治疗师古已有之,但是无一有好结果。这条伦理规则其实是历代心理治疗工作者用自己的亲身惨痛教训换来的经验。

故学习历史需要抱着以古鉴今的态度,死记硬背史实,而缺乏“史识”,恰是学史者大忌。

1古代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较成系统的关于心理治疗的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

《内经》作者认为,人的心理和躯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所谓“形与神俱,乃成为人;形与神离,则人死亡。”

同时,作者似乎已经注意到心理作用对身体其他系统的主导作用。

他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服者,中正之宫,决断出焉。脂中者,臣使之宫,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凛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耽者,州都之官,津液蘸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段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内经.灵兰秘典论》)

这看上去是一种朴素的心身医学的观点。后世的中医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内经》的医学体系出发。

中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并没有单独的精神科的分科。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中医的理论不够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心理思想已经融合到各科之中,特别是作为各科基础的诊断学、病理学思维中。

《黄帝内经》对当代中医心理治疗有较大影响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人格分型论”和“情志相胜论”。

作者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把人分为“太阳之人”、“少阴之人”、“太阴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五种类型。又根据五行归类的法则,分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

、“水形之人”五种类型。在这五种类型之中又根据五音、阴阳属性、态度划分二十五种类型的人称为“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对每一种类型的人都详细描述了其形体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少阴之人的性格特征是,“小贪而贼心,死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诅怒,心疾而无恩。”这种人格分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的分类体系。

情志相胜论是《内经》对中医心理治疗的最大贡献,后代很多中医家的心理治疗都是以其为基础理论开展的。

《内经》把人的心理活动称为“心”或“神”,神的活动是经“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它们发属于五脏,“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

五脏又产生五志,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又从五志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之说。

而五脏又分别有其五行属性,即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间的相克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关系。因此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悲。而医生就可以根据这样的关系,激发病家的一种情志来纠正另外一种情志。但是《内经》只提出了这种疗法的原则,并没有相应的案例说明。

从张子和的治疗实践中可以看出,其治疗方法对治疗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商,使其声不纸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治疗师需要做很多事情,能够及时转换自己的行为、举止、言语来适应病人病情的需要。

张子和的治疗方法极为灵活,报道了多个典型的案例,这里选择一个类似PTSD的患者的案例来看看张医生的治疗方法。

案例

“卫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堕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家人辈蹑足而行,莫敢冒触有声,岁余不痊。诸医作心病治之,人参珍珠及定志丸皆无效。戴人(张子和的号)见而断之日:'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则为阴,从内出也。惊者,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是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胆伤矣。’乃命二侍女执其两手,按高椅之上,当面前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大惊。戴人曰:'我以木击几,何以惊乎。’伺少定,击之,惊也缓。又斯须连击三、五次。又以杖击门,又遣人划背后之窗,徐徐惊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内经》云:'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见之,必无惊。'是夜使人击门窗自夕达曙。夫惊者神上越,从下击几,使之下视,所以收神也。一、二日,虽闻雷亦不惊。”

可以看出,其治疗方法类似于近日的暴露脱敏技术。不过,张子和的案例和理论有意思的是地方在于他根本就没有谈到在心理治疗中患者能够为这个治疗作些什么,病人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医生的信息、操作的人,医患关系是一种引导-合作的关系模式,这种治疗关系特点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案例中都可以看到。

此时期的另一位医生朱丹溪也强调心理疗法,他指出:“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察由以乎之。”

他的治疗思想和张子和一样,起源于《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

到明、清代,中医心理治疗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虽然有些人在具体的实践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人联想起某些理论基础,如张景岳主张用“以欺制欺”法治疗诈病。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心理治疗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王米渠,1986,37-40)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有以下特点:

1)理论上把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密切联系,理论架构较为完备,本体论和临床理论自成一体。

2)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体系。上文中提到的医家,无一例外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他们做的心理治疗只是他们临床实践的一小部分。这和古代医学未形成细化的分科有很大关系。

3)几乎所有可称得上具有心理治疗特征的理论都是以《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为基石。而《内经》的基础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4)以情志相胜理论为代表的古代心理治疗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重治疗技术而忽视治疗关系、治疗设置等。

2现代

1840年以后,中国人对学习西学的热情逐渐升温,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峰。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的心理治疗出现了一些萌芽,主要的影响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1920年,罗素到中国讲学,其讲座《心的分析》中提到了弗洛伊德。从此开始,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到193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弗洛伊德的名字了。但是实际上对其理论,尤其是临床理论却不甚了解。

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引进精神分析都是通过医疗界引进的,而我们中国的情况却很特殊,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引进的。所以精神分析在当时更多是作为一种思想论辩和文学创作的理论在被使用。特别是在文学界,一直到当代,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影响。

虽然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治疗技术对待,但是精神分析还是在心理学界引起了一些回响。当时主要受到美国传统心理学影响的郭任远、黄维荣对精神分析主要是批判态度,因为精神分析不“科学”,而没有受西方心理学传统影响的高觉敷等人则坚持精神分析有其价值。不过后来也纷纷转向批评弗洛伊德。

以郭任远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家们坚持认为心理学应该更加客观,和哲学划清界限,故中国传统的“心性”在当时很多心理学家眼中尚且无甚地位,遑论精神分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致力于要把“心理”客观化的心理学界到了***,还是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一杠子打翻。(Zhang,

1992; 刘纪蕙,2001)

临床界从事精神分析者更是屈指可数。

在抗战前,冯鸿发表了对自己的自我分析,钱苹使用她想当然的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一个儿童抑郁症患者,但是她在治疗过程中违反了现代心理治疗的保密原则和避免双重关系的原则。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广州癫狂医院的汤澄波,他早在1920年代就撰文介绍精神分析,而且比较正确的指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某些误解,同时他提出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成立的。这是极少数用临床证据来支持或反驳弗洛伊德理论的论述。

另一个人是戴秉衡(英文名Bingham

Dai),他的背景极其复杂,本来是学教育的,后来仰慕梁漱溟,又去梁那里接受过一些训练。1929年赴芝加哥大学后,又转攻社会学。其间跟从沙利文学习会谈技巧,又到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培训。1936年回国后到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神经精神科服务。主要是负责精神治疗,开授精神治疗课程。后来抗战爆发又移居美国在精神病院工作,以心理治疗师为业。

戴秉衡的理论背景和临床经验让他对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有一些心得,总结起来有几点:

1)中国人最关切的是如何在其文化命令下作为人,并且同时保持个人的整合性。

2)个体的“原初群体环境”(primary group environment)和基本人格结构有密切联系。

人所遭遇的问题始终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的问题。

3)精神疾病来自于社会现实与自我概念的冲突。适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

4) 传统家庭中特殊的父权结构对中国人的强迫症表现有重要影响,“对权威的矛盾双重性始终是民族特性之一”。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但是中国各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报效国家上面。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争论冷了下来。人们更多关注心理学的实用价值。高觉敷号召同道以专业知识报效国家,如使用心理测验选择士兵、发展伪装术、治疗战争神经症,打心理战等。

上海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海尔奔(Dr Fanny

Halpern)训练非专业人员为难童提供救助服务。刘宏谟则强调“自我暗示”,集中精神,让“意识的自我”同“无意识的自我”,说:“我们抗战的行为,不能专靠着抗战的意志,尤需要赖着胜利的想象”。

何邦专门研究战争神经症,他建议对战士采用个别治疗法,因人而异。具体措施包括1)1)以娱乐作为“升华作用”;2)避免触及不愉快的回忆;3)由“心理分析专家”施行暗示;4)以战地娼妓解决战士性饥渴问题等。

在分析包括平民与军人在内的一百三十名患者后,何邦总结出三个最重要的致病精神机制:忧虑爱人的死亡、过度的心理作用,以及家庭生活的顾虑。(王文基,2004)

戴秉衡也发表了对几个战争时期的患者的分析个案,特别是对一名汉奸的分析颇见功底。

总的来说,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前后,中国的心理治疗界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统医学中心理治疗的趋势日渐式微,几乎被拒绝于现代医学和心理学门外;

第二,精神分析作为社会思潮进入中国,临床界也开始关注其发展,但是随着抗战的爆发,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被打断;

第三,国难当头,整个心理治疗的取向偏向于实用,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当时国际上的心理治疗也只不过刚刚萌芽,中国战前的心理治疗的情况并不比国际水平相差很远。戴秉衡自己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中国当时就建立起精神分析协会了。

从1949年建国后至***前,我国的精神病学主要受俄国神经精神病学模式的影响,根据巴甫洛夫理论产生的行为治疗是被比较广泛使用的。同时比较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医学模式得到了重视。

1951年上海虹桥疗养院精神科的黄嘉音出版了《心理治疗300例》一书,从书中描述的情况来看,当时仍然有精神分析倾向的治疗师在做治疗,而且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较为熟悉的,如有学者质疑黄嘉音3、5次就取得治疗效果,认为这样的时间还不够建立治疗关系。黄医生的治疗方法以建立治疗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病因、促进领悟、说服教育为主。虽然她宣称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治疗的思想,但似乎看不出其治疗方法的如何贯彻这些原则的。(黄嘉音,1951,1-50)

50年代末期,曾出现过“快速综合疗法”,是符合当时的“多、快、好、省”的时代精神的,研究表明,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李崇培、李心天等,1958)这个疗法令人吃惊的效果高达80%-100%,但是研究设计上有较多的问题(李心天,1998)。

在***开始后,精神病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精神病的病因学方面更多重视社会因素,特别是阶级出身。治疗手段强调通过再教育,挖掘思想根源,同时强调在中医药的作用。1971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彬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合作是这种治疗模式的一个典型。这个模式在当时精神科广泛推广,其特点是——

1)强调公私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精神疾患发病的关键,同时也承认这不是简单的思想病,承认精神病患者的脑功能紊乱;

2)注重利用毛泽东思想讲道理,帮助患者斗修批私,从而解决心理冲突;

3)强调中医治疗模式,尤其是新针配合西药治疗。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种治疗模式中,医务人员极其注重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虽然把治疗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但是毕竟一直占主流的治疗模式不同。

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再次受到了批判,南京精神病医院的有些工作人员因对弗洛伊德的兴趣而遭受了批判。

另一方面,心理学界在这段时期也受到致命的打击,姚文元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抨击心理学为唯心主义的文章后,很多大学都撤销了心理学系。总的来说,心理治疗几乎处于停顿阶段,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的。

而隔海相望的台湾,在60年代到70年代,却再次出现了类似30年代的精神分析的热潮,不过仍然是局限于文化界。

***结束后,心理治疗重新得到了发展。

80年代初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弗洛伊德热潮再次出现。而且似乎比30年代那一场热潮又过之而无不及。弗洛伊德在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和今天的巨星差不多。但是对弗洛伊德的误读依旧故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仍然停留在理论研讨上。(李孟潮,2005)

其中有个例外是钟友彬在首钢医院开展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认知领悟疗法。认知领悟治疗是一种短程的治疗,这种疗法就是以儿童期创伤的重建为中心。其有个特征是依靠大家庭系统的成员帮助患者回忆起儿童时期那些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然而钟医生似乎并不强调治疗关系,而是强调分析患者不恰当的认知,引导患者理解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是如何导致这些症状,咨客从中获得领悟后去发展一种更成熟的认知和行为,同时他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钟友彬,1988)。